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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士姐姐说经传道:《道门十规》及其现代意蕴  

2011-10-07 20:53:27|  分类: 道教知识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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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门十规》及其现代意蕴

江西省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  欧阳镇

 

摘要:《道门十规》是一部关于道教整顿道风,加强管理的重要著作。本文分三个方面阐述其对现代道教的启示:一是在信仰上,主张“诚”; 二是在修道上,提倡“戒”; 三是在管理上,强调“严”。并述评其历史影响和现代意义。

关键词:道教清规  《道门十规》  张宇初

 

张宇初(1359—1410)系明初正一派著名道士,道教思想家。字子璩,别号耆山,张陵第四十三代孙,江西贵溪人。他幼习百家之书,具有较高的道学修养。明洪武十年(1377)嗣教,第二年入朝,太祖朱元璋召见,眷赉有加。十三年(1380)二月,制授正一嗣教道合无为阐祖光范大真人,领道教事。因其博学多能,且善于辞墨,为士大夫所重。他在天师道中,为张继先后最有才华者,对道教教理教义等方面颇有造谐,作出很大贡献。他著有《岘泉集》十二卷,《道门十规》一卷等。张宇初所撰的《道门十规》在《道藏》正乙部第九百八十八册和《续道藏》中所收的《皇明恩命世录》卷三中都有明确的记载。《道门十规》是根据道教前代定规,群师遗则而撰写的。在这本书中,张宇初列述了道教源流、道门经录、坐圜守静、斋法行持、道法传绪、住持领袖、云水参访、立观度人、金谷钱粮、宫观修葺等十个方面的规定,对道教教义教制等各方面的重要问题逐一进行了论述,为规范道士的行为和加强宫观的管理提供了准则。可以说,这是一部加强道教的道风建设和宫观管理具有道教纲领性文献意义的著作。因为文中论述了道教十个方面的规戒制度,故称十规。这十条规戒的基本内容涵盖了道教徒信仰生活的各个方面,应该说,是对当时道教现实的一次全面整顿。              那么,张宇初当时为什么要撰写《道门十规》,对道教进行一场轰轰烈烈的整顿呢?主要原因:一是正一天师虽然被明朝封为全国道教的首领,但是自从张宇初开始就出现了“坐不法,夺印诰”(《明史》卷299张正常传)的现象,突显出道教腐化的端倪,至后世腐化愈甚,以至于无复以符录名世者。二是张宇初继任四十三代天师后,清楚地看到当时道教所面临的严重危机。他在《道门十规》中写道:“吾道自近代以来,玄纲日坠,道化莫敷,实丧名存,领衰裘委,常怀振迪之思,莫遂激扬之志。”(《道门十规》)这时他已有重振道风的信念。三是张宇初在当时已具备了整顿道风的条件。他不仅是道教的领袖,而且得到朝廷信任和支持。朱棣即位后,便对张宇初示以恩宠。据他自己说:“永乐四年夏伏蒙圣恩,委以纂修道典,入阁通内,切念臣宇初匪材凉德,学识浅陋,忝窃是俱,徒承乏于遗宗,最负胜于重任,然虽抚恭慊栗,诏命莫辞,两承敕旨之颁,时蒙宣室之间。”(《道门十规》)这是就他自己当时所处的地位来说,受到如此的宠爱,要着手进行道风整顿、厘定宫观管理的清规条件业已成熟。张宇初根据明代道教的实际情况,在《道门十规》中制定出台一系列强有力的措施和规章制度,对于当时道教乃至后世道教在道风建设和宫观管理等方面,都具有一定的意义。面对当代社会,由于受市场经济的影响,道教界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也逐步走向社会化、世俗化、商业化,为了尽快刹住道教界的不正之风,加强道教的道风建设和宫观管理刻不容缓。《道门十规》中的一些内容给予我们许多启示。

 

一是在信仰上,主张“诚”。

 

“诚”是道教徒修道的基础。因此,“诚”在道教信仰中具有极为重要的地位。许多道教经典中都强调“诚”在道教信仰中的意义。如:《西升经集注》有“道以无为上,德以仁为主,礼以义为谦,施以恩为友,惠以利为先,信以诚为首。”《太平经合校》说“动作言顺,无失诚信。”《虚皇天尊初真十戒文》称“心既不诚而谓之道,是谓背道求道,无由是处。”天师道历来都非常重视“诚”。在《中国龙虎山天师道》一书中有这样两段话:一段是“张衡戒严子鲁曰:‘嗣我教者,非诚无以得道,非敬无以立德,非忠无以事君,非孝无以事亲。’”(《中国龙虎山天师道》,张金涛主编,江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7页。)另一段是“为了使龙虎山道教能适应当时形势的需要,长久立足下去,于是龙虎山天师道也提出‘忠、孝、和佐国佑民’的宗旨,吸收儒家经典,主张‘诚、敬、忠、孝’,认为只有这样,才能成为一名真正的教徒。”(《中国龙虎山天师道》,张金涛主编,江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8页。)这说明天师道很早就开始提倡“诚”,而且将之作为一名道教徒是否合格的标准。张宇初更为抬高“诚”,认为“诚”在道教信仰中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他指出:“法不云乎,真中有神,诚外无法。”(《玄问》)道法就在诚之中。为了进一步阐明诚与道法的关系,他提出:“诚立而明通,明睿生矣,是为五官之统宰,百体之所从令。”(《玄问》)在道教信仰中,张宇初不仅重视诚与道的联系,而且更强调诚与德的关系。对于诚与德的关系,一方面,张宇初认为若不能诚其意而修其德,将会“汨于尘垢,流于声耀,蔽于纷华,而更相师友,若蚁慕蜂聚,而曰:‘我仙也,我灵也’,非邪则妄也,岂庄子之谓大宗师者哉?”(《玄问》)可见他对这种不诚而修德的现象是极其深恶痛绝的,并斥之为谬戾邪妄。另一方面,他又认为若“诚怠德亏,唯假外饰文绣,纂经缀华,绘绮纵横交错,务极耳目之衔,以夸世骇俗”(《玄问》),则虽钟鼓玉帛,鬼神亦不会歆享。这两个方面,张宇初都是持否定态度的。最后他明确地表示若意诚德修,则“虽频繁涧止之微,亦可事也。”(《玄问》)不仅如此,而且更强调修德的重要,他说:“鬼神无常,享于克诚;黍稷非馨,明德惟馨。”(《玄问》)

“诚”虽然是不可见的,但它的作用却是存在的。“惟诚其心以感天,天感则发乎其机也,以不可见,不可知者则曰神存其间也。……是以虽有恶人,斋戒沐浴,可以事上帝鬼神享于克诚。惟知诚其心,则足以事天矣。”(《岘泉集》卷一,《问神篇》)当时在道教界无视“诚”的作用的信众大有人在,明代初年,“天下僧道多不守戒律,民间修斋诵经,动辄较利厚薄,又无诚心,甚至饮酒食肉,游荡荒淫,略无顾忌。”(《明太宗实录》卷一二八)张宇初鉴于这种颓风陋习,他极力在道教界倡导“尊经阐教,莫大于推诚”(《道门十规》)的理念。他要求道众将“诚”运用到道教日常信仰生活之中去。对于道众的念经,他引用了仙师的话:“经以敛心,经以着念,使晨夕能焚诵不辍,消除魔障,增广道缘,诚为方便中第一事也。”(《道门十规》)说明“诚”在道众念经中的意义。因此,他要求“凡持诵之士,必当斋戒身心,洗心涤虑,存神默诵,诚如对越上帝,默与心神交会,心念无二,句字真正,调声正气,神畅气和,庶几有功,则玉音摄气,灵韵交乎自然,和天安地,善俗化民,福集祸消,存亡蒙惠。”(《道门十规》)他还要求道众“若为人持诵,犹当持敬存诚,以致斋主之敬,以通信响之诚,庶不致虚受斋供布施,为之祈福消灾,自然有感。”(《道门十规》)同时,他也对道众念经中不诚的现象给予了批评。他说:“苟若口诵心违,形留神往,不存诚敬,手怠足扬,虽日诵千百卷,于已何益?又岂能消灾散祸也哉?”(《道门十规》)道众念经不“诚”不仅对道众自己没有好处,对此他还更严厉的指责道:“如或语言接对,嬉笑谈谐,思考不专,熏秽披诵,不徒无益于斋主,反以愆于已身,似此皆然,深宜规戒。”(《道门十规》)这是告诫道众念经若不“诚”,不但“无益于斋主”,而且还会给自己带来灾祸。对于道众的建坛,张宇初认为一定要虔诚恭敬。他说:“凡升坛朝叩之次,务积一诚,精思默存,为众所模范,庶上可以感天地鬼神,下则不负幽冥之苦趣。”(《道门十规》)建坛时只有心“诚”,才能感应神明。

 

二是在修道上,提倡“戒”。

 

“戒”是道教徒必须遵守的思想行为准则。这里引用《道藏说略》上的一段具有生动比喻性的话来说明“戒”对于道众修道的重要性。“大约成书于南朝齐梁的道书《洞真智慧观身大戒文》指出,道士有经教而无戒律,就好比要想涉海而无舟楫,有口而无舌,便无缘度入道。”(《道藏说略》上册,朱越利主编,北京燕山出版社,2009年,第326页。)而且在道经三洞十二部分类法中,戒律列在第六类。在这众多戒律典籍中,概括起来,道书戒律类可分为戒经、律文、科文、清规、功过格、劝善书六种。在这六种戒律类道书中,都不同程度强调了道众修道与受戒或持戒的重要关系。如《洞玄灵宝道学科仪》说:“凡是学道的人,当知持戒发慧,安身炼心。”唐京都长安太清观道士张万福编录的《三洞众戒之序》说:“学道求真,莫不先持斋戒。”《灵宝升玄步虚章》引用所谓太极左仙公的话说:“学道不修斋戒,也徒劳山林修炼。”《云笈七签》卷三十八《说戒》中有“学道不受大智慧道行本愿上品大戒,无缘上仙也。”可见修道离不开持戒。坚持持戒立功就易成仙,《太上洞玄灵宝智慧本愿大戒上品经》说:“学升仙之道,当立一千二百善功;立功三千,便可经白日登天。”从道教信仰和修道的角度来说,守戒就会有神灵护佑,违戒则将招致鬼魅祸患。如《千真科》说:“出家之人能持三戒、五戒、九戒、十戒乃至三百大戒等,一戒之中,各有二十四善神拥护,天人供养,不犯众恶。有不信戒者,众恶故犯,罪结冥阴,劫劫受生,堕落盲道。奉戒得福,违戒获罪。不问道俗,至理无偏,其功相等。”

张宇初所撰的《道门十规》被列为道教戒律类六种的清规一类。《道藏说略》在讲到清规内容时,说:“如《全真清规》、《碧玉真空大戒规》,仿自禅宗,只适用于全真道士。明代正一道天师张宇初撰《道门十规》性质与之相似,但却并不限于全真道。”(《道藏说略》上册,朱越利主编,北京燕山出版社,2009年,第365页。)从这里可以看到,《道门十规》与全真道的清规在性质上是一样的。《道门十规》作为天师道的戒律重要内容,对道众修道与戒律的关系也作出了明确的规定。张宇初在这本书中反复强调戒律对道众行持的重要性。他指出:“凡行持之士必有戒行为先,次以参究为务。”“其蓄众之方先戒行规矩为要。”“世传三录内文,金书玉鉴,道门定制,立成仪等术,已有定规。凡行持之士,必广参博究,务明性命根宗,累积真功实行。”既然戒律对于道众修道如此重要,那么,在道众的修道过程中如何来实行戒律呢?张宇初提出了具体而又切实可行的办法:一是选择明师。他告诫“其(指道众)初入道,先择明师参礼,开发性地,……收习身心,操持节操,究竟经典,既知入道之门。”(《道门十规》)他还具体指出:要“先求岩谷明师,草衣木食之士,开发万法根宗精励香火,止佩一法、一案、一职。苟能晨夕炼神养气,修持不息,与神明交格,言行无慊,何患法之不灵,将之不祜,虽职小法专亦验。”(《道门十规》)二是选择地方。他规诫道众先要离情舍爱,远离尘俗,“择山水明秀,形全气固之地,创立庵舍,把茅盖头,聊蔽风雨,风餐露宿,水迹云踪,……草衣木食,箪食瓢饮,……其补破遮寒,乞食化衣,真功苦行,槁木死灰,乃磨励身心分内之事。”(《道门十规》)此外,前面我们说过,《道门十规》是参照前人的成果而制定的,其中就吸取了全真道的戒律清规,故而他还要求道众遵守《修真十戒》以及白祖师、冯尊师堂规等内容。

 

三是在管理上,强调“严”。

 

道众学道、修道、宣道、弘道等活动主要是在道观里进行,因此道观是道教教职人员基本的活动场所,也是道教教职人员和道教信徒相互联系与沟通的场所。作为一名真正献身于道教事业,认真从事修道的道士,必须以道观为家。在《重阳立教十五论》中讲道:“凡出家者先须投庵,庵者,舍也;一身依倚,身有依倚,心渐得安,气神和畅,入真道矣。”这充分说明道观已成为道教职业人员的安身立命的重要场所。在道众眼里,道观是一个神圣至高的殿堂,它可以“使神明有所依栖,四众亦获安逸。”(《道门十规》)道观作为道众宗教活动的中心,具有巨大的辐射力,它通过道众可以将道教信仰传播到周边的广大地区,从而使道教得以广泛弘扬开来。但是到明初,道观在管理上日益走向衰败,出现了“玄纲日坠,道化莫敷”的局面。

张宇初当初撰写《道门十规》,主要是想通过清规戒律的重新制定来肃整道风、改善道观管理不善和清除内部涣散弊端,从而加强对道观和道众的严格管理,来达到重振道教的目的。应当说是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在这种指导思想下,张宇初在《道门十规》中对道教教职制度作出了明确规定,对道观内部的日常工作进行了合理分工,逐步建立完善了职责分明的管理体制。首先,在教职制度上,他对道观住持推选上作出了严格规定。他要求“凡名山福地,靖庐治化,丛林宫观,住持之士,或甲乙往还,或本山推举,必得高年耆德,刚方正直之士,言行端庄,问学明博,足为丛林之师表,福地之皈依者为之。”(《道门十规》)这就对道观、尤其是名山福地住持的推选办法,以及住持的道德修养等方面都有了具体的规定。同时也为清理不合格的住持提供了标准和准则,从而为加强道观管理、整顿道风打下基础。其次,在日常工作上,建立以住持为核心的管理体制。因为道观的管理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系统,它牵涉到道教事务的诸多方面,单靠住持一人之力是很胜任的,必须建立一支能够相互配合、相互协调的管理队伍。张宇初根据当时道教的具体情况,借鉴全真道丛林职事制度的设置,在住持之下设置了各大职事,协助住持管理日常事务。在厘定职事上,张宇初对担任职事的道众提出了具体而又严格的要求,规定他们“究竟本宗事业,毋贪富贵,毋嗜喧嚣,因而争相仿效华衣美食,广厦细毡,昧公营私,出入骑乘,呵拥仆御,交接权势,以致教化不行源汗流浊,甚则耽迷声色,外饰内乖,不畏香火神明,灵坛古迹,私蓄俗眷,秽亵神祗。”(《道门十规》)同时对不遵守戒规的,要求“所辖住持,宜闻于有司,处决下山,不得蒙昧阿私。有坏规矩,法其后进,不遵轻薄之流,不习本宗,惟图顽横,自贻过咎,必依律遣断,”(《道门十规》)并给以必要惩处。这有利于整个道观管理层的有序运作和相互监督,从而防止腐败现象的发生。再次,在财产管理上,设有专门的职事,所有开销支出,“务要公同出纳,明白登载。不得指公为私,各蓄私财,互分各据,擅自支遣,务令老安幼怀,香灯不乏,报祀以时,修葺勤谨,赋税预备。”(《道门十规》)如果发现有谁“欺诳神明,租课淹没,修造不举,祭祀荒违,……有乖教法,不惧天理之诛,有负檀施之愿。”方丈将召集众人“查理议罚,计其轻重,甚则更替,轻则罚倍,其数入库公用。”如果各职事之间相互包庇,“尊长姑息不言,暗相护持,邻眷亦宜举行公议,以明去就,惩一戒百。”(《道门十规》)此外,在在科仪道坛上,其设立也必须规定办理,“如三录之设,金录惟帝王可建,玉录惟后妃可建,黄录惟庶士可建。大小各依分数,不可僭乱定规。一遵太祖皇帝立成仪范恪守为则。”(《道门十规》)还有在金谷田粮上,任何道众不得出卖常住土地,各蓄私财。“如钱粮所不敷,或资于经醮,或籍以题注。”(《道门十规》)也不得借募化之名交结官贵商贾,强人谋为,召惹事生非等等。从上面这些道观的管理和归属上来看,张宇初在道观管理上既注重集体民主,又强调严格监督。这种道观管理体制对于现代道观的管理具有许多可资借鉴的地方。

《道门十规》从明代出现以后,被收录于《道藏》中,经数百年流传至今,无论是对现代学术界还是对现代道教界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从现代学术界来讲,对《道门十规》有两种不同的看法。一种是持积极的态度。郭树森研究员指出《道门十规》“对整肃当时道教戒律松弛,组织涣散的弊病不啻是一服良方妙药。”(《道教文化钩沉》,郭树森著,华夏翰林出版社,2005年,第89页。)卿希泰教授认为“张宇初力图对此(指当时道徒风尚之弊)加以整饬,这在当时是有积极意义的。”(《社会科学研究》,1992年,第一期,《张宇初的“天人一致”的宇宙观和修道观》。)吉宏忠先生认为“张宇初撰《道门十规》并能够在当时的道教界建立权威,取得清整道风的实际效果,除了说明天师在道教徒当中的地位仍然受到尊崇,更主要的还是得益于朝廷的信任和支持。”(《中国道教》,2002年,第一期,《张宇初〈道门十规〉的管理思想及其现代启示》)另一种是持消极的态度。《中国道教》有一段论述道:“张宇初还着力于整顿纲纪,专作《道门十规》,以加强教内的规戒。……但由于当时正一教已‘玄纲日坠,道化莫敷,实丧名存’,收效甚微。”(《中国道教》第一卷,卿希泰主编,东方出版中心,1994年,第381页。)还有《中国道教史》也认为张宇初在《道门十规》中制定的“规诫虽然未被道门实行多少,但其清整教弊的愿望和主张还是符合社会对道教的要求的。”(《中国道教史》,任继愈主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638页。)之所以出现这两种不同的的看法,其主要原因是由于明代道教受各种内外因素的影响,道教已从停滞渐趋衰微,虽然《道门十规》是应时而作,具有极强的针对性,但是道教的客观现实制约了它,注定它难以达到既定的目的。这也正如我国现代著名的佛教改革家太虚(1889—1947)目睹当时佛教的衰落,于1915年撰写《整理僧伽制度论》,正式提出有关改革僧制的设想和主张,由于受极为恶劣环境限制,难以实行而搁浅。后来太虚大师在《我的佛教革命失败史》中总结道:“我的佛教革命名声,从此被传开,受着人们的或尊敬,或惊惧,或厌恶,或怜惜。”(《太虚大师全书》第57册)这种结局同样也适合张宇初撰写的《道门十规》,只是他们所处的时代和所信的教别有异而已。从现代道教界来说,前面阐述的《道门十规》中的修道思想仍然具有一定的意义。在信仰上,主张“诚”,道众就会在内心对所信仰和崇拜的神产生一种尊敬、景仰、爱慕、畏惧和恐惧的感受和相应的感情流露。尤其是经过岁月的流逝,道众会获得不知其所以然的神秘性和权威性,从而在内心深处燃起具有若干神秘色彩的敬畏感来,因而道众在日常生活中的言论和行为唯恐触犯神灵的权威和命令。一当道众内心不诚,内心就会有罪恶感、羞耻感之类的宗教感情。这样长期下去,无疑会坚固道众的道心。在修道上,提倡“戒”,道众就会深深感受到进入道观不再是生活在世俗社会。这是因为他们被道观生活方式改造和同化过,其主要根源是由于清规戒律使道众之间产生了认同感的结果。道众经过受戒,就表示自已已正式成为道观的一员,就得遵奉表示其在道观中身份的标志。道众行为由于受戒律的约束,其行为就具有程序化,这将有助于道观生活的安定,维持道观活动正常开展。在管理上,强调“严”,道众的行为方式就会更合法度,从而树立良好的道观形象。道观作为社会的一个细胞,其作用不可忽视,它不仅可以满足旅游者的观光和欣赏,给他们精神上的愉悦感,而且吸引着大批国外道教徒前来朝拜和巡礼,尤其是海外道众,通过朝拜,一方面可以了解我国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另一方面也可以调查当地投资开发的潜力。这样,道观就间接为当地经济建设的腾飞起到了牵线搭桥的作用。同时,道观也可以为当今构建和谐社会起到添砖加瓦的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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